每個人都可能成為你的貴人，千萬不要先去 judge 值不值得，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黃日燦律師是臺灣法律界的佼佼者，國際併購領域的權威。他畢業於臺大法律系，並取得西北大學法學碩士及哈佛法學博士學位，38 歲即成為華爾街眾達 ( Jones Day ) 國際法律事務所首位亞裔合夥人。

他憑藉深厚的法律專業與卓越的市場判斷力，主導眾多跨國併購案，涵蓋科技、能源、金融等多領域。回臺後，他創立眾達臺北事務所，助力企業拓展國際市場，成為企業國際化的重要顧問，並以全方位策略支持獲得高度肯定。

以下是我們的對談內容：

開場介紹

Harvey: 哈囉大家好，我是 Harvey。今天的節目，我非常高興可以請到一個重量級的貴賓——黃日燦律師。

黃日燦律師大概是臺灣併購界最有名的律師，出了非常多本書。我最一開始知道黃日燦律師，也是拜讀他的書才知道的。

我們簡單講一下黃日燦律師的背景：黃日燦律師是臺大法律畢業，之後拿到西北大學的法學碩士，還有哈佛大學的法學博士。畢業之後，黃律師成功打入了華爾街的律師圈，更在年僅 38 歲時成為眾達國際法律事務所的第一位亞裔合夥人，真的是非常厲害！

後來，黃律師將在美國企業併購的經驗帶回臺灣，創立了眾達臺北所，成為許多大企業的王牌軍師，幫助臺灣企業走向國際市場。聽到這裡，大家可能會想，黃律師是不是什麼富二代，家裡條件很好，所以能夠這麼早去美國讀書？其實並不是這樣。

黃律師的成長故事

Harvey: 黃律師在其他節目裡也提到，當您剛開始知道錢這個東西很好用的時候，家裡就沒錢了。因為家境不富裕，您小學三年級就開始靠自己的力量賺錢。在有限的時間和資源下，摸索出一套學習方法，並不斷把握機會，慢慢達成目標。今天非常高興能夠邀請您到我們的錄音室，請您跟我們的觀眾朋友打個招呼。

黃日燦律師: 謝謝 Dr. Harvey，我很高興他叫我 Dr. Harvey。雖然我也是哈佛的法學博士，但這輩子從來沒有人叫我黃博士，都只叫我黃律師。所以今天我也是 Dr. Jack！各位聽眾朋友大家好！

Harvey: 黃律師最近也出版了一本自傳，書名就很直接，叫《黃日燦傳》。副標題是《從圓環邊窮小孩走向併購大師的壯闊人生》。這一聽就知道裡面有非常多精彩的故事。我們今天短短的時間，就來跟黃日燦律師聊聊他在求學以及職涯早期 ( 大約 20 到 35 歲 ) 的一些故事。

作為主持人，我非常榮幸能聊這些內容並分享給大家。

如果將職涯總結成一句話

Harvey: 首先，我想請問，如果要您將自己的成長經歷與心路歷程總結成一個心法或關鍵原則分享給大家，您會說什麼呢？

黃日燦律師: 第一個，因為 Dr. Harvey 把我介紹得好像很神，好像從小到大就有一個劇本，我努力了一下，就變成今天這樣。其實這是第一個要打破的迷思。我一輩子都喜歡看傳記，也一直鼓勵年輕朋友看傳記，因為這是最便宜的方式了解別人的生命，並汲取可參考的經驗。但看傳記一定要注意一點：傳記是從後面看回來的。

很多事情就像是禮拜一早上去看禮拜天的球賽，不小心就很容易倒果為因，因為已經知道結果，便覺得「當時就怎麼樣怎麼樣」。但其實，我小時候從來不覺得沒錢是件好事，沒錢是很苦、很倒楣的。我也從沒想過自己後來會做什麼。

如果要給年輕朋友的建議，第一個原則就是「活在當下」。你每天最能掌握的就是今天，生命只有一次，過去的每一秒鐘都不會再回來。但如果你只是活在當下，卻不知道要往哪裡去，那也不行。所以，第二個原則就是雖然要活在當下，但也要思考如何向前走，並想清楚你想成為什麼樣的人。假如你越早想清楚，或者至少有個方向，會越好。

很多年輕朋友掌握了「活在當下」的原則，但等到 30 歲、40 歲時，才發現活在當下還不夠，那時候才想明天該怎麼辦。你還是有機會，但 30 歲想這個問題比 20 歲累一點，40 歲想更累了。如果到了我這個年紀，過了 70 歲再想這個問題，我可能會勸你「從心所欲不踰矩」，隨便你啦！因為剩下的日子不多了。

決定出國進修的契機

Harvey: 我還蠻好奇，黃律師在求學那個年代，臺灣出國念書的人應該還是相對少數。當初是什麼時候萌生「我想去國外進修，讀個學位」這個想法？在執行過程中又遇到了什麼阻力呢？

黃日燦律師: 其實我本來沒有想過能夠出國。就像我在自傳裡頭講的，我是獨生子，我媽媽身體一直不好，所以我覺得這怎麼可能？而且當時的確出國很難，大部分出去念的是理工科，念文法科的很少，念法律的更是沒聽過，也從來沒有聽過人家還會給你錢去念的。所以我這輩子壓根沒想過。

而且也沒想過這麼快就能考上律師。在大學時，我其實就是活在當下，把握每一天，明天再看看能不能比今天更好。大三的時候，根本沒打算考律師。當時女朋友問我：「你要不要考律師？」我說：「我不打算考，因為好像沒有人一畢業就考上。」她回我：「你怎麼知道以後會比較容易？很少人考上，不是沒有人考上，你怎麼知道就不是你？」這刺激很大，怎麼可以在女朋友面前示弱呢？

我當時決定全力以赴。在那十一個月內，花了七個月把所有考試科目讀過一遍，因為在學校時常常翹課，當時保釣等事情似乎比念書重要。七個月後，我再花三個月讀第二遍，最後一個月整理重點，揣測考題，結果僥倖考上了。

考上律師後，我思考第一份工作的方向。國內業務隨時都能做，但我想學國際業務。於是到國際性的律師事務所服務。當時其實沒想過會待多久，未來是否會自己開業，甚至像一些朋友一樣，接很多公司法律顧問，買房地產，成為很有錢的大律師。

我其實每天都在路上學習，年輕時能學就抓緊機會學，千萬不要覺得這事情跟自己沒關係，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什麼事情跟你有關。後來偶然機會，我媽媽身體變好了，她說：「你如果要出國，可以去喔。」我一聽，這是真的嗎？

於是我才開始思考要去哪裡、選哪些學校。人生劇本沒辦法抓得一清二楚，但可以抓個大方向。抓好大方向，即便有很多調整，但永遠朝著那個方向走，就不會差太多。

Harvey: 了解。那時媽媽知道您要出國念書時，是完全支持嗎？還是有一些額外的想法？

黃日燦律師: 沒有，她當時只是提醒說：「記得要回來。」這和大部分家長一樣，主要就是記得要回來。

初到美國的文化衝擊

Harvey: 所以一開始去國外念的是西北大學的法學碩士，對嗎？

黃日燦律師: 對，是的。

Harvey: 也給大家一個背景，黃律師在大學還沒畢業就考上了律師。在那個年代，這是非常困難的事，因為當時每年錄取的律師人數非常少，相比現在要少非常多。

黃律師，您後來去西北大學讀碩士時，到了美國有沒有覺得有什麼文化衝擊？瞬間覺得怎麼和以前想的都不一樣？

黃日燦律師: 非常大！剛到芝加哥的時候，自以為英文不錯嘛。有一次宿舍裡的洗衣機壞了，我太太叫我到外面找可以丟錢洗衣服的地方。人生地不熟，傍晚出去完全不知道去哪兒，剛好看到有個 Burger King，就走進去。看見櫃臺後有個小伙子，我就過去說：

“Hey, may I ask you a question?”

他看看我，我接著問：

“Where can I find a place to wash my clothes?”

他回答：

“Go home. Your home.”

我整個人臉都紅了，覺得很難為情，像是被他消遣了一番。回到家裡，我太太問我有沒有找到，我只能說沒有。這才發現，原來我們學的英文雖然單字沒錯，但加起來就是錯的。在美國，其實只需要會講一個詞：laundromat ( 自助洗衣店 )，意思就清楚多了。

我意識到我們只會講 Legal English，普通對話都不會。怎麼辦呢？於是，我給自己找到正當理由，每天中午看電視，學習當地的口語。我當時看的連續劇是《As the World Turns》，這是一部演了幾十年的午間連續劇，劇情多在客廳、廚房、餐廳展開，都是日常對話和俚語。我一邊看一邊抄筆記，慢慢就進步了。

所以 culture shock（文化衝擊）太多了。還有一次他們說 Friday 會有個 party，我和太太都很高興。到了那天，我太太還穿得漂漂亮亮，雖然當時已經大肚子了。我們以為是舞會，結果去了才發現是 wine and cheese party，在學校的一個小房間裡，大家站著聊天。那時候的起司很難吃，酒也不好喝，感覺特別尷尬，不知道要和人聊什麼。

其實現在很多臺灣朋友出國，不管是念書、出差還是考察，最怕的就是這種社交場合，尤其是 cocktail party 或 wine and cheese party。很多人會三五成群自己老臺聚在一起，那其實參加多少次都沒有什麼作用。

如何在社交場合表現得像個老鳥？黃律師公開破冰技巧

Harvey: 黃律師您提到臺灣朋友在國外社交場合最怕的就是開口講話，心裡會有很大阻力，覺得不知道該講什麼。能不能分享一兩個實用心法，教大家怎麼在這種場合表現得怡然自得呢？

黃日燦律師: 是的，這在歐美的 party，無論是 cocktail party 還是 pre-dinner party，對臺灣朋友來說確實是挑戰。一開始進去會覺得舉目無親，不知道從何說起。其實，大部分人也不認識彼此，大部分人和你一樣不自在。

所以，第一步是強迫自己面帶微笑，然後見面就說：

“Hi, I’m Jack.”

接著握手，自然就破冰了。如果對方健談，只要講完 “I’m Jack” 跟他握手，對方可能就開始說話了。這時候你就有問有答，回答時避免簡單的 yes 或 no，例如如果被問到：”Where are you from?”，可以回答：”I’m from Taiwan. You might not know where Taiwan is, let me tell you more about it.” 自然就展開了一段對話。

任何時候只要你沒話說，可以問對方最近在忙什麼。每個人最喜歡講自己的事情，也最容易講自己的事情。他講的內容對你也最有幫助，因為你本來對他一無所知。他邊講你邊吸收，接著可以問進一步的問題，比如：

“你這次來是和一個團隊來嗎？其他人也在這裡嗎？”

這樣他可能會叫其他人過來：”Oh yeah, John, come over!” 這時你會發現，看起來你像是在這個場合的中心，但其實你只是問了一些簡單的問題而已。

如果想要延續對話，可以問對方：

“你的 team 還有誰？” 或者 “假如我要去你們國家或城市，有什麼要注意的？有什麼好玩的？”

這些話題可以談上一整晚。

如何在尬聊中優雅脫身？

黃日燦律師: 如果碰到對方很無聊，想要脫身，最容易的方法是，手上的酒或水最好只剩一半或一點點，這樣你可以說：

“Sorry, I have to have a refill.” 或 “I need to have a drink.”

然後走開，千萬不要說 “你要不要一起去”，這樣就脫身不了。

這些小技巧可以從觀察別人怎麼做學到。很多所謂很棒的主人，其實也沒有那麼多話題，他們只是打個招呼，比如：

“你臺灣來太棒了，我從來沒去過。”

然後再引介說：

“這裡這個人你認識嗎？”

介紹完後，他們會藉口去和別人打招呼，自己溜掉。一樣的道理，幫忙引介後再離開，其實並不難。

Harvey: 剛剛黃律師提到破冰真的很重要，因為如果一開始不破冰，腦袋裡一直在想，越想就越怕，越怕就越不會行動。

黃日燦律師: 像我幾年前去矽谷，當時科技部有不同的 program 支持年輕人或企業家到 Stanford 等地學習。我帶了一團資深企業家，包括緯創的林憲銘董事長。我習慣到每個地方都邀請當地的臺灣子弟一起聚餐，當時就廣發英雄帖，邀請在地臺灣年輕人來參加，結果來了幾十個人。

我很容易看出誰是參加哪個 program，比如有些人一來就很自在的打招呼：”嗨，我是誰誰誰，聽說你們來這個 program 很棒！” 這些人通常已經在當地待了一年多，很有自信。

相對地，有些人只會講三句話，劇本結束後就不知道該說什麼了，這時候我會幫他們一把，引導對話。還有些人會站在牆角，或者只和熟人待在一起，這通常是剛來不久的人。

對這些剛來的朋友，我會主動過去打招呼，問他們：”你來多久了？” 然後把他們拉著，介紹給其他人，比如校友或學長學姐。幾輪下來，他們就找到自己的圈子了。

Harvey: 這段經驗非常實用！我們希望大家到美國後看起來像個老鳥，而不是菜鳥。表現得像老鳥會讓你更容易和別人建立交流，創造新的機遇，這是留學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原本打算繼續攻讀博士，卻接到一通改變人生的電話

Harvey: 那黃律師在西北大學碩士畢業之前，應該有考慮接下來的方向吧？能不能和我們分享當時的想法，以及後來為什麼會選擇去香港？

黃日燦律師: 當時出國前就打算念博士，這在我們那個年代是比較傳統的觀念。很多人念完博士後會回國，在學校教書、進政府機關或其他地方，博士學位非常管用。所以我在西北念碩士的同時，就已經申請了哈佛的博士班，也因此認識了哈佛的副院長孔傑榮 ( Jerome A. Cohen )。

有一天晚上，我正在西北大學念書時，突然接到一通電話。對方說：

“Hey, is this Jack?”

我回答：「是的。」

他說：”Oh, I’m Jerry Cohen.”

當時我還不知道 Jerome Cohen 的簡稱是 Jerry，只覺得這個名字聽起來有點熟，但不確定是誰。後來反應過來趕快正襟危坐。他接著問我：「你來西北，到目前為止成績怎麼樣？」

我說：「還可以。」
他說：「什麼叫還可以？」

於是我詳細說明了自己的成績，他聽完後說：「嗯，還可以，不錯。」接著他問我，有沒有興趣跟他一起去香港，參與大陸剛開始的改革開放，做招商引資的事情。我們剛剛在閒聊的時候 你們幾位年輕朋友有在問怎麼遇到貴人，其實我當時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貴人，反正他提出這個機會。

從猶豫到決定接受挑戰

黃日燦律師: 當時是 1978 年底，大陸剛剛開始改革開放。我心裡有很多疑問，想說：「以前我們反共抗俄，要殺朱拔毛，怎麼可以去大陸呢？如果去了回不了臺灣怎麼辦？」所以他是不是貴人？還是壞人？當時完全不知道。但後來想了想，大不了不適應就回來嘛。

當時的優先考量是我的哈佛博士入學許可和獎學金，Jerry Cohen 說他可以幫我處理，讓我沒有後顧之憂。我太太也蠻可以接受新奇事物，於是我們決定去了香港。

老實講這完全沒有事先計劃。我當時也可以說不要，那我其實人生就完全不同。

初到香港的震撼，在無法律可依的環境中創造秩序

黃日燦律師: 到香港後，感覺整個世界都不一樣了。那是我第一次出國去美國以外的地方，之前只去過洛杉磯和華盛頓。香港的國際化程度遠超我的想像，有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比如阿爾巴尼亞人、希臘人、蘇格蘭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等。以前我們以為所有西方人都是美國人，到香港後才知道外國人有千千百百種。

更特別的是，大陸當時只有開放，還沒有改革。我們在臺灣念法律，習慣於有系統的法律，比如厚厚一本的《六法全書》。但到了香港，發現要應對大陸的環境完全不同，因為那時候的大陸「無法無天」。文革剛結束，根本沒有法律。

我們臺灣人習慣有法律才安心，但美國人卻認為沒有法律反而是好事，因為可以創造規則。當時我們參與了大陸法治的建立過程，比如：招商引資沒有法律，那投資的條件怎麼確保？租稅怎麼計算？配套條件怎麼兌現？

所有這些都要寫進合約，而合約基本上就是法律。我學到了契約的本質，就是當事人立法。其實人類最早的就是這樣開始，我們兩個人不要打架，這就是一個合約了。不要打架要怎麼樣？ 這邊的土地你的，這邊的土地我的，我做這個事、你做那個事，久了以後人太多沒辦法一一訂， 我們就變成公約、協約，再來變成法律了。在那裡自然而然就學會了，這段經驗是用錢買不到的。沒錯，就那一通電話，我那時候傻傻的說好，假如我說不好，就沒學到！

放棄高薪回歸博士學位的抉擇

黃日燦律師: 在香港一年多後，孔傑榮決定不回哈佛，於是哈佛聯絡我，問我要不要繼續念博士。如果再延下去，獎學金就要給別人了。我當時的獎學金有一萬多美元，而在香港的年薪是三萬多美元。所以到底是要繼續留下來，還是要回哈佛？這是一個艱難的抉擇。

繼續留下的話，來其實我們是第一代，後來接我棒的都變成所謂中國商務法律的佼佼者。當時假如留下來，那我可能比現在更是中國法的權威。

和我太太商量，她提出一個關鍵觀點：「我們當初出來是為了念博士，如果繼續留在香港，就永遠不會去念了。」「你假如選擇去念博士，念完如果想回香港，你還是可以再來。」這點說得很對，但老實講，回去當學生太太會非常辛苦，因為那時我們已經有一個小孩了。我太太真的很偉大，我常跟我的孩子們說：「你們這輩子都要孝順媽媽，因為媽媽為你們犧牲了很多。」

回到哈佛後，所有事情幾乎都是她一個人扛下來，讓我能專心念書。我也因此在這個領域成為佼佼者，寫下全世界第一篇分析《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文章，這篇文章後來登上《華爾街日報》。當時全世界任何想研究中國的學者都會讀這篇文章，雖然文章掛名是 Jerome Cohen 在前，我在後，但這是非常難得的經歷。

因為在香港工作了一年多，每天面臨多個緊迫的期限，回到哈佛念博士後，感覺一學期只需應付一次考試，輕鬆得多。同時，與教授們的相處方式也有所不同，比如我稱呼某位教授為「Professor Cohen」，但他卻說：「Call me Louis.」這是海洋法權威 Louis Sohn。我才曉得原來教授也不過就如此。

我在哈佛的兩三年，因為先有工作經歷，所以學到的東西和直接從碩士升博士的同學完全不同。這一切看似隨機，但其實是因緣際會。「活在當下」並順應時勢，無論選擇哪條路，都把它做到最好。

如何在人生中遇到貴人？

黃日燦律師: 所以說貴人為什麼那麼多？其實每一個人都是我們的貴人， 你沒辦法說有一個人冒出來了，跟你講一件事，你要先確定他是不是貴人。

因為你要判斷的話，第一，你得問上帝，但上帝可能不會回答你；第二，你可以找命理師，但命理師也未必準確。 所以你沒有機會做這種事。

你不能說因為別人是什麼人，來決定你要怎麼跟人家打交道。年輕人假如一開始這樣子想，你就已經錯了，第一個已經失利了。你假如會這樣想，那人家不會嗎？你要看看人家是貴人，才跟他打交道，那人家看你什麼都沒有的年輕人，他為什麼要跟你打交道？所以其實不是，每個人都可能是你的貴人。孔子以前就講：「三人行，必有我師。」比你強的人能教你，比你弱的人也能給你啟發，而跟你一樣好的人可以成為朋友。

所以，不要急著去評判一個人值不值得你投入，因為你永遠不知道未來會怎樣。

年輕人該如何做選擇？

Harvey: 假設有兩個機會在你面前，來自兩個不同的人，我們先假設薪資不在考量範圍，您主要會考量哪些因素來決定要挑哪一個機會？

黃日燦律師: 所以最好先有一個大方向，然後看選項是否符合這個方向。不過其實大部分的事情跟大方向都合，所以再來選擇就沒有那麼容易。所以我也很難講年輕人該怎麼選，因為你 Harvey 你要選的，跟另外 Richard 要選的不一樣。你們兩個可能都很類似，但個性有點不同 想法，在那個時候他可能已經有什麼、沒什麼，而你呢剛好有什麼、沒什麼。

我認為在年輕的時候，應該挑能讓你學到新東西的，或補足你不足的。因為你既然很熟了，你幹嘛繼續做呢？你將來什麼事都駕輕就熟，那你只有 one dimension。以我為例，當初如果選擇留在香港，或許我會成為中國商務法律的權威，但我不想被一個領域綁住。我認為年輕時應該跳出本位。越不夠的，其實越值得去試；你越不懂的，越值得去做。

有人會說：「我的個性就是喜歡這樣，不喜歡那樣。」但如果年輕時完全順著個性走，未來的人生就幾乎可以預測了。個性很難完全改變，但絕對可以調適。如果你只做自己喜歡的事，孤芳自賞，沒人感興趣，那也毫無用處。

新創事業也是一樣。如果完全按照自己的偏好來做，那這個「新創」其實並不新，因為結果很容易被預測。所以，真正重要的是找到人們需要的，而不是僅僅做自己喜歡的事。

Work-Life Balance 的不同觀點

Harvey: 黃律師，我們這輩的年輕人常常會談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 work-life balance )，像是工時長短、假日安排等等。那在您當時那段時間，您的工時大概是怎樣的？又是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呢？

黃日燦律師: 我們那個時候根本沒有「work-life balance」這個詞，甚至沒學會這個概念。當時，work 是最重要的，並不是說我們不玩，但我們不會覺得自己的 life 比工作更重要，工作需要什麼，我們就努力去滿足需求，在夾縫中求生存，找到機會去享受生活。

而且，我很少在同一時間只做一件事。我在香港的時候，主要是做中國業務，但我發現香港正成為國際金融中心，這樣的機會不能放過。我就主動要求說：「除了中國業務，能不能讓我參與金融方面的事情？」結果他們同意了。我又看到石油探勘 ( oil and gas ) 的機會，這輩子從沒想過會接觸這種領域，於是也要求參與一個項目。

同一時間做三件事，雖然不一定每件都能做到頂尖，但別人沒有機會像我一樣，同一個時間做三個事。我每一個階段都這樣子的話，三乘三乘三乘三，經過一段時間，我就比另外一個同時開始的人厲害很多。對年輕人也不能太謙虛，我的每件事情不敢說 100 分，至少都做到 80 或 90 分，並不差。

所以為什麼回來臺灣、亞洲以後，好像人家找我幹什麼事都可以，因為我「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我在學習過程當中我什麼都來，什麼都學。我不是只學華爾街的資本市場，我也不是只做華爾街的併購，我也不是只做美國客戶或中國大陸或什麼等等，很多事情我都碰過幹過做過，所以我就能夠把它們融會貫通。

面對應該一次只專注一件事的質疑

Harvey: 有沒有遇過有人質疑您說：「黃律師，你應該更專注，一下碰碰這個一下碰碰那個 ，這樣好像沒有什麼專業」您會怎麼回應？

黃日燦律師: 你假如自己悶著頭，那當然可能沒有 focus，但我有一個習慣，那就是「看檔案」。當時我對很多事情摸不著頭緒，尤其是寫信，不知道怎麼回應別人的正式來信。於是我去看過去的檔案，從中學到如何應對不同風格的來信。慢慢的，我從這些檔案中發現，原來每個案件的開頭和結尾可能差異很大。

這讓我學會了一個道理：年輕人不要急著找劇本，因為一旦有了劇本，你的思維就被束縛住了，最多只能達到寫劇本的那個人的高度。我更多的是跟隨自己的好奇心，去吸收有趣的資訊，比如檔案、案例，甚至從問題中學習。

沒有特定目的去接觸新資訊，才是最強大的

Harvey: 我覺得您剛剛提到的，跟隨自己的好奇心去發掘學習機會這點非常棒。

黃日燦律師: 沒錯！像是 Steve Jobs 學習書法時，他可能完全不知道這會對後來的 Apple 設計產生影響，但事實證明，這個看似無關的技能卻幫助很大。

所以如果你悶著頭不去接觸新的東西，怎麼可能摸索到有趣的東西？所以我養成了問問題的習慣。人有兩隻耳朵一張嘴，聽的比說的多，就能學到更多。大部分人其實很樂意教別人，只要你願意開口問。

處理主管指示前後矛盾的藝術

黃日燦律師: 問問題很重要，但也不要期望問完所有事情都會立刻清晰明了。比如，你可能在不同時間問同一個人相似的問題，他卻給出完全不同的答案；或者不同的人給出不同的建議。

這時候，一些年輕人可能會犯錯，比如對張三說：「李四是這樣講的。」然後又對李四說：「張三是這樣講的。」這會讓他們感覺你在「打小報告」。要知道，他們可能彼此通電話，一比較就會覺得這個年輕人不可靠，結果以後少跟你說話，吃虧的是自己。

如果是同一個人給出了前後矛盾的意見，有些年輕人會直接去質問：「你上次這樣說，這次又這樣說，Which one is correct? ( 哪個才是對的 )」這種做法只會讓對方覺得不耐煩，反而不想再教你。我都從來不講這種事情，我會自己去捉摸，實在捉摸不出來了，我會裝作謙虛的問：「我有點搞不太懂，這樣這樣，您一定有個道理吧？」對方自然會說：「I was wrong the first time. ( 我之前講錯了 )」這樣既解決了問題，又能讓對方感到你對細節的重視，下次更願意跟你分享。

Harvey: 您提到的這些情境很實用，特別是如何面對上級指示的前後矛盾這一點。在麥肯錫的時候，我們也常遇到類似情況：資深合夥人很忙，常常跟你講一件事，過兩天又推翻。然後你可能會想說，為什麼要這樣子，是在浪費我時間嗎？其實不是，理解他們的工作方式後，才知道他們是以 15 分鐘為單位安排日程，很容易就直接忘記某件事情，或是缺乏脈絡，當下需要先給你的一個回應，但後來仔細看不是這樣所以又改了。

黃日燦律師: 你這個也是很好的。以前我年輕的同事一來，就說：「Jack 我上次有來跟你說的那件事情，現在有一個狀況，可能要麻煩你去看看怎麼辦。」年輕人常犯的一個錯誤是期待上級記住所有細節。其實，很多時候上級講完就忘了。所以，在匯報或討論問題時，要學會在短時間內用三分鐘講清楚原本三十分鐘的內容，包括問題背景、核心議題和關鍵點。這不只是對自己消化能力的訓練，也是高效溝通的必要技能。

通常我會讓年輕同事有機會跟我一起跟別人開會，進去之前，我會跟他們講我開會沒有時間做筆記，所以你們要幫忙一邊聽一邊記錄。但是經常我就看到他聽得津津有味，但手卻停住了，久久才記一筆。會議結束後，我會讓他們復述內容，結果往往掛一漏萬，表示剛剛的會議內容對他們來說基本打了水漂。他們不知道什麼是重要的，只是聽得有趣而已。

我會在會議後和他們重述整場內容，不僅包括我講的，還包括別人講的內容，甚至還能補充當時的細節和觀察到的影像。

基本功對早期職涯的重要性

黃日燦律師: 年輕人常會覺得某些基礎工作很無聊，比如翻譯合約。有人做了三個月後抱怨：「我 MBA 畢業，怎麼每天做這些毫無意義的事？」這些年輕人可能忽略了一點，如果連這些基本工作都做不好，就更不可能勝任更高層次的任務。

我跟他們說，翻譯其實就是寫合約。我在香港時，也曾經被老外丟給一份英文合約，然後就說 “The rest is easy. ( 剩下就簡單了 )” 就給我了，讓我兩天內交出中文版本。剛開始我忍氣吞聲，到了第三次我就不忍了，就跟他講：「你現在在冒一個很大的風險，你要記得，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規定，所有契約，中外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所以你寫的是很棒的英文契約，拍拍手，我寫的很 logic 的中文契約，也是同等效力，那你覺得我們將來吵架的時候，人家看哪一本？

Harvey: 人家看中文嘛！

黃日燦律師: 對啊在中國嘛！我就說：「所以你的生死操在我手中，你沒有給我足夠的時間，還這麼不客氣，那我不小心翻錯了，將來後果是你們要承擔。」從此他們對我態度改變了許多。

在哈佛的寶貴經歷

Harvey: 當初會跟黃律師聯繫也是因為哈佛的淵源，我知道您在哈佛求學的經歷非常豐富，有什麼特別的體會能和大家分享嗎？

黃日燦律師: 我很幸運，因為從香港到哈佛時，我已經在中國法務領域小有名氣。那時候中國是大家最好奇的，那我是中國的 front runner，所以 Jack Huang 已經很多人知道。像 Ezra Vogel 教授 ( 著有《Japan as Number One》) 這樣的專家，會主動找我聊天，了解中國的情況。

這段經歷讓我有機會與教授平起平坐，從他們的角度了解更廣闊的世界。此外，由於在香港經歷過高壓的工作環境，回到哈佛念書相對輕鬆。我利用這段時間，不僅學法律，也積極參與甘迺迪政府學院 ( Kennedy School )、經濟學院、商學院和藝術與科學學院的活動，聽取各類名人的演講，比如金大中 ( 前南韓總統 ) 和艾奎諾 ( 菲律賓民主之父 )，甚至與他們一起吃飯聊天，開闊了眼界。

在哈佛，我學到了一點：「Law is not everything. ( 法律不是一切 ) 」法律只是解決問題的一個工具，問題的解決需要從產業、政策和其他面向來考量。這與我在香港的經驗呼應，在那裡我已經見識到，無法無天的環境如何需要多方合作來推動項目。

雖然我在兩年九個月內拿到了哈佛法學博士，但我不認為這是值得炫耀的事。因為當時經濟壓力太大，我不得不早畢業。如果有更多資金，我更願意多留一段時間，充分體驗哈佛的價值和資源。

王牌律師之路的背後，有哪些抉擇和取捨？

Harvey: 哈佛畢業後，您決定去了華爾街。當時還有哪些選項？

黃日燦律師: 第一個選項是回臺灣，但那時候我已經嘗過法律實際世界的滋味，只看到了一小部分，感覺還有很多未接觸的領域。因此，我更想留在美國的法律環境中，探索更廣闊的世界。

那第二個是要去哪個事務所？我的原事務所很早就希望我回去，並提議我專注於中國業務。但我提了兩個要求：第一，我不想回香港，而是希望留在紐約，因為我已經對香港相對熟悉，但還沒有在美國執業；第二，我希望做美國企業的併購 ( M&A ) 等業務，他們答應了。

同時這間事務所的另一個合夥人找我，告訴我私人財富管理這塊領域的重要性。他說：「一個人有兩個口袋，corporate ( 企業 ) 跟 private ( 私人 )，你都能夠掌握的話，天下到處都可以去的。」我覺得這真是太棒了，被他說服。於是我決定加入這家事務所，專注於三種業務：中國業務、美國企業業務，以及私人財富管理。

華爾街還有其他事務所聯繫我，假如以當時世俗的看法，華爾街其他事務所那是更高檔的，但它們主要希望我專注於中國市場，而中國的資本市場 ( 如全球存託憑證和公司債券 ) 當時還很不成熟。我判斷加入這些事務所可能需要花大量時間做市場推廣，可能久久才一件。我說我幹嘛浪費生命在做牽勾仔、做這個 marketing？我想學更實際的。所以我就 回去我原來的事務所，同時去搞那三個業務，我覺得後來想起來覺得太棒、太對了。

這三年的經歷打下了多元而穩固的基礎，之後我進入了 Jones Day ( 眾達 )，這是一家老牌的美國律所，服務對象主要是《財星》世界 500 強企業，讓我正式進入美國企業的主流圈子。

年輕人應如何贏得信任？

Harvey: 黃律師，您帶過這麼多年輕人，有沒有印象特別深刻的例子？

黃日燦律師: 帶過的年輕人很多，基本上我剛剛有一些提到，有時候人家要你做的事情，第一個你至少先把它做好，假如你有不滿或者希望做更多的事，你同時再要求。而不要那個事情你就覺得大材小用，然後嘀嘀咕咕的，態度又不好。第二個呢，「你」是次要的，「工作」是最重要的，這樣人家找你做，他才不會有後顧之憂。

因為從人家找你工作的角度，他一定第一個需要能夠依賴你，假如你說我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那他怎麼辦？所以在這裡年輕人真的自己要有個取捨，因為假如我一個工作交給我年輕同事，結果他說哇太棒了，不過我這個週末我要帶女朋友去哪裡。 那我完了，假如你先告訴我，我就說很抱歉那這工作我交給別人，以後有機會再說了。第二次再來還是這樣的話，那老實講我可能要等很久才會再想到你。但假如你是先接了，然後才給我開天窗，那這個更嚴重，因為你不做就是我或其他人做，所以你比我們都重要，那這個就不是一個好團隊。

這個是年輕朋友自己要想清楚的。第一個就是要讓人家可以依賴你，從這個角度去想，然後在這樣的前提下，你把人家交給你的工作都能夠做好，有其他的要求都盡量可以提。但假如要講 no，最好是你能夠理解為什麼 no，然後去協調，而不是完全就是說沒辦法，我已經答應我女朋友了，假如我不帶她去，我這個女朋友大概就跑了。你這個泰山壓頂一句話，人家從此只好接受你是最重要的人，最好是將來你變成我的客戶，不要是我的同事。所以我想年輕人是這樣子，就是說你要先把你的工作做好，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Harvey: 非常非常感謝黃律師，今天真的學到太多太多東西，我覺得可以跟黃律師做這樣的訪談真的太幸運了！我可以問很多我自己也很想問的問題。

黃日燦律師: 而且很棒的是，我這個傳記裡頭很多事情你都還沒問，所以剛好人家必須要去買書才看得到。

Harvey: 沒錯，今天當然我們主要站在二、三十歲年輕人發展職業的角度去問問題，但實際上這只是他傳記內容的三分之一。強烈推薦大家閱讀這本書——《黃日燦傳：從圓環邊窮小孩走向併購大師的壯闊人生》。我自己學到非常非常多東西，那也非常感謝黃律師，今天可以花一點時間來跟我們分享您寶貴的經驗！

黃日燦律師: 謝謝 Dr. Harvey，也謝謝各位聽眾朋友！

Harvey: 那我們就下期節目再見！

黃日燦律師: 拜拜！